所谓社会事实，指的是法律被视为一种取决于特定社会民众的行为习惯与态度的集体性事实，例如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五是算法数据可靠性原则。(14)这种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会进一步强化人们过去形成的刻板印象，进而对某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⑤另一方面，学者们也重点关注了使用算法的合宪性问题。美国国会议员2019年4月10日提出了一项算法审查法案。(35) (三)自律性规制与他律性规制 为了有效地对算法歧视进行规制，各国都逐步形成了以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自律性规制和以政府机构或组织为主体的他律性规制两套机制。按照此要求，算法决策者应尽可能少地获取个人信息并且缩短信息与决策结果存储的时间。(56)在实践中，法院主要是从特定受保护群体受到算法决策影响角度来展开的，即只有某一算法决策对特定受保护群体构成了不利影响，才可能认定该算法决策存在歧视。

(24)从审查与评估的方法上看，它主要采取的是排除敏感属性的做法。企业不得使用算法对药物的市场数据进行分析来作出该药的非临床性能评价。从个案来看，前者引发的违誓责任是一种强道德性责任，后者引发的违誓责任则是弱道德性责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做法，总结和概括了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养分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一概括，实际上内蕴着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动的运行逻辑。一、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诉求 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更具有新时代的指向性。此外，有些法律责任与道德没有关联，我们可称之为无道德性。

其行为是人的本能反应，是由求生的欲望所决定的自动反应，由不得他选择。中国之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所以，惩罚思想犯，无异于是否定一个人做人的资格。此时，我们可以说，责任人对于不幸后果的承担，并不是因为责任人有可直接证明其有道德过错的原因，而是因为责任人遇到了一个坏的运气而已。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过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这就匪夷所思了，误解就这样发生了。

周斯佳：《元首宣誓对象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不过，这个过错只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法律定义通过明确法律之所指，可消除思维的任意性。没有明确的定义，法律实施就会出现困难。

立法者完成的所指只是从一般性、体系性的角度明确了法律之定义，属于法律定义分类中的名义定义。无论立法、司法、执法都是在对法律进行定义。

对法律思维的内在参与视角的定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立法者能够在一般意义上明确法律，而执法者、司法者的思维必须接受法律定义之约束。

法律定义不是要排除解释，而是要求在思维中使用定义。法律的这些属性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表达的是法律的规定性。在法律推理中，只有对前提中出现的表述进行精确定义才能推导出可验证的结论。定是指明确的含义，义是指所蕴含的道义。最近笔者延续这一观点撰写了《法治是被定义的生活》。法律是经由规范化的过程所形成的具有强制力的命题。

从表面上看是在叙述法律的概念，其实是言说法律的思维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中除法律发现（法律检索）外都是对法律的重新定义。

再定义需要避免一般与个别交叉所产生的误解，防止以个别、特殊否定一般的思维倾向。因而有法学家反对法律定义。

定义的基本功能就是让法律概念更清楚，让意义更明确。二是分析作用，即通过定义揭示一个语词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明确它们的使用范围，进而弄清楚某个语词或概念的使用是否恰当，有无逻辑错误。

对于法律逻辑而言，它们在精确固定初始材料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这被视为对法条主义、概念法学的背叛。从基本走向看，法治思维就是一般优于个别模式的推演，针对个案事实的意义是从一般法律中推演出来。

在中国不乏定义的使用，但却不重视概念的研究，除了受反基础法学的影响外，还有自身的原因。这种研究不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探寻法律的意义，而是重视套用科学、价值、哲学、社会学原理等叙说法律，反对法律意义的自主性、独立性等。

法律定义是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细胞，法律思维水平是对法律定义的理解程度。立法者的法律定义思维是塑造法学思维的重要步骤。

目前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文献很多，但阅读后不是清晰了对法律的认识，反而是更加迷茫。关于定义的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法理学，甚至是法律本身。

可社会解释学的方法必须符合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即在穷尽了规范法律的手段不能尽法达义，不能解决当前问题之际方可使用。法治的实现需要官民遵守法律，法律不完全是权力意志，而是官民之间的约定。外形化研究主要是为立法者定义法律表达做准备的研究，不宜直接运用于执法、司法。（一）明确法律之所指 在法律定义问题上争执不休，致使反基础法学家断言，建构主义法学在概念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失败。

定义之后对法律意义的诠释就成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内容。法治的要义是法律定义的实现，需要释放法律的意义。

所有的思维都是运用概念（定义）、判断、推理等进行的活动。法律定义具有对象化、抽象化、静态化等特点，为司法、执法、守法提供前提。

是用定义的方式把多变语义固定起来，以便捷准确地交流，进而发挥指引思维、评价行为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人称为社会学解释方法。